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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式版權之困:證明侵權難度堪比證明“你媽是你媽”

      

     

    中國式版權之困:證明侵權難度堪比證明“你媽是你媽”

    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,其中一條便是不利于中國創新力的發展——創新后頻遭抄襲,原創者從而喪失創新動力。

         7月27日,知名音樂人李志,仍未與騰訊及哇唧唧哇公司和解。

    7月3日,李志開啟微博打卡式維權,其作品《天空之城》被騰訊視頻《明日之子》選手邱虹凱節目中演唱,但節目組未提前與其溝通。

    中國著作權法的通行規則:先授權,后使用。但現實中,大多數作者被侵權后才發現作品被他人無償使用。發現之后去找,結果經常杳無音信。

    百度與東方IC近日的一起訴訟,揭開了國內互聯網平臺版權侵權亂象的一角。

    日前,海淀法院判決東方IC起訴百度38起案件,百度均敗訴,緊接著百度聲明稱東方IC是“圖片版權機構的‘勒索’商業模式”,東方IC也發聲明指責百度,表態將持續向百度發起維權訴訟。“版權圖片成為了競爭武器”,高品圖像CEO劉全江對記者評價。

    相對于百度和東方IC圖片侵權之爭的“羅生門”。李志微博自稱“小丑式維權”,10天發出60多條微博,試圖與侵權方哇唧唧哇公司負責人龍丹妮及馬昊對話。龍丹妮被稱為“選秀教母”,曾推出《超級女聲》、《快樂男聲》以及今年大火的《創造101》。7月9日,哇唧唧哇公司同意與李志談判,談判未果。李志稱,法庭見。訴訟成為李志最后一條尋求懲治侵權的道路。

    李志維權事件并非個案。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,著作權侵權案件中有判決的已達22.3萬個。其中,侵權者不乏百度、騰訊、阿里巴巴之類的互聯網巨頭平臺。

    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,其中一條便是不利于中國創新力的發展——創新后頻遭抄襲,原創者從而喪失創新動力。

    一個趨好的現狀是,我國版權環境好轉速度加快。司法角度,第三次著作權法正在修訂。行政角度,國家版權局“劍網行動”已開展14年。今年7月份,國家版權局等部委聯合啟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的“劍網2018”專項行動,對困擾權利人已久,卻因技術而維權艱難的洗稿、短視頻、網絡直播、知識分享等新興版權侵權現象進行整治。

    英國作家JK·羅琳憑借一部《哈利波特》位列富豪排行榜,所賴正是版權;迪士尼電影業務外的收入成為主要營收,體現的也是版權價值。中國式JK·羅琳與中國式迪士尼何時出現?某種意義上,這依賴于版權環境的不斷完善。

    證明侵權難度堪比證明“你媽是你媽”

    2017年11月2日上午,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中關村法庭內,場面一度陷入尷尬。

    法庭上,知乎起訴微博賬號“大神說”(原名“知乎大神”)及其背后運營平臺侵權并從中獲利。為了獲得證據,知乎此前甚至花錢在對方賬號購買廣告服務。正因為此,對方對法官稱,賬號長期運營以來,只有這1個廣告。

    “大神說”是一個擁有548萬粉絲的微博賬號,更名前,“知乎大神”主要轉載知乎熱門精選回答,由此積累眾多粉絲。但知乎并未授權其轉載。

    2016年起,知乎開啟漫漫維權路。知乎先向對方投訴,再與平臺溝通,未果后選擇起訴。

    知乎的難題是證明對方獲利。法律規定,原告有舉證責任,若想獲得賠償,知乎需要證明侵權方通過知乎的優質內容獲得高額收益,并且這些收益給知乎帶來損失。

    “除非對方腦子進水,才讓你知道其獲利情況,”一位多年從事版權管理工作的版權專家告訴記者,版權證據鏈需有直接的因果關系,而一般原告難以拿到足夠證據,這是當前版權維權難的第一道坎。

    無奈之下,知乎用了“釣魚執法”,但效果未達預期。

    版權環境已明顯好轉的視頻領域,維權人同樣無法直接證明對方獲利金額。對此搜狐視頻法務負責人孫磊對經濟觀察報記者連說三個“太難了”。

    孫磊說,比如搜狐視頻有一部熱播劇被100家網站盜版,搜狐起訴其中一家,“如何證明因它一家侵權造成我多大損失,廣告收入、會員、流量減少了多少?因為還有其他侵權人,所以很難證明它一家侵權直接帶來的損失額度。”

    無法證明損失,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判賠額度低。簡言之,會讓維權人的訴訟變得價值極低。由于視頻平臺規范化以及維權力度加大,視頻內容判賠額度已大幅提高,但孫磊告訴記者,一般情況,一部劇包括熱播劇,判賠額在10萬元以下,“10萬元以上就是高額了”。

    近兩年出現一些高額度判賠案例,《花千骨》手游侵權《太極熊貓》一審被判賠3000萬,暴風盜播《中國好聲音》被判賠606萬元,YY平臺直播《夢幻西游》被判賠網易2000萬元。

    但維權人、版權法律專家均表態,這些是罕見個案。在這些個案中,維權人能獲高判賠,原因之一是提供足夠的證據。在《花千骨》手游侵權《太極熊貓》一案中,原告蝸牛游戲公司耗時3年,法庭上提交大量包括視頻、圖片、文字在內的公證書,得以證明自己的權利和損失。

    “作為原告,你證據越多,影響法官判賠的可能性越高。”多年維權經歷后的孫磊說。

    取證難是維權的第一道坎。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、律師趙虎的辦公室,常年擺放一個行李箱,去開庭時拎著箱子就走,里面全是證據。

    去年,騰訊與今日頭條互訴侵犯新聞作品案件中,海淀法院立案廳窗口旁,經常有兩三個人拿數個特別高的行李箱,把案卷摞在窗口。知乎代理方、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姜向陽也曾告訴記者,知乎這起案件中需要公證的侵權內容量巨大,“如全部打印出來,可填滿一個10平方米的房間”。

    知識產權是私權,法律規定,誰主張誰舉證。某種意義上,這限制了權利人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權利。趙虎說,這是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性,如果只有一點權利,就去主張,成本太高。

    高額的成本與無休止的等待

    音樂人李志自7月3日起,開啟微博、寫長文、拍短視頻等多種方式維權,指責《明日之子》侵犯自己版權。視頻中的李志面帶無奈,自嘲為“小丑”式維權。

    李志并不怕訴訟,此前他與酷我打過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,并頻頻向侵權方開刀,從未失敗過。但其微博中坦言,起訴是“迫不得己的選擇”。

    版權訴訟案耗費人力、財力,趙虎給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。

    第一筆支出是取證費用。網絡環境下的取證需快速完成,對方刪除后就晚了。如不是與公證處有合作的大平臺,維權人光是在取證上就可能面臨較大困難。

    “自己截屏不管用,公證處截屏才有效用,”趙虎告訴記者,經公證處固定的證據在法庭上效率最高。這筆公證費一般上千元,公證處一般朝九晚五上班,經常要跑好幾趟,時間成本也高。

    公證完進入起訴環節,面臨律師費用支出。記者了解,知識產權律師偏貴,一般低的也在2-3萬間,高的幾十萬元也不罕見。對一些即使勝訴也只能獲得幾百或幾千元的維權者來說,這是條入不敷出的不歸路。

    高額成本成為維權路上第二道坎。

    不請律師,自己打官司,除了敗訴可能性大增外,遇到的麻煩也會更多。

    趙虎接觸過一些維權者,“不會寫訴狀,連去哪個法院都不清楚。這么專業的案子,非知識產權背景的律師做起來都難,讓個人去做太難。”

    東方IC的CEO傅劍鋒強調,他不想打官司,訴求點是合作。東方IC法務朱小荔告訴記者,打官司人力成本太高,整個法務團隊都要卷進去,等待時間過長也是原因之一。

    孫磊告訴記者,他的訴求不是賠償,而是下架盜版鏈接,“主要是小網站、網盤侵權太多了,官司打不過來,一些網站服務器在國外,根本找不到人,想起訴也沒辦法。”

    更難熬的是無休止的等待。2018年7月,知乎起訴“大神說”案依舊未出結果。去年經歷一次開庭,知乎拒絕和解后,陷入等待。按照正常規定,一審開庭時間應在立案后6個月內,但由于對方提出過管轄權異議等理由,一年后才正式一審開庭。

    “正常一審6個月,簡易程序3個月?,F在案件太多,前者越來越多,后者越來越少,甚至很多超了6個月。”趙虎說。

    案件數量不斷攀升,是版權案件審理速度不快反慢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顯示,近年版權案件明顯增多,2017年7.5萬,2016年5.5萬,2015年只有2.3萬個。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張志富曾透露,2017年第一季度跟2016年第一季度比,海淀法院知識產權案件上漲率是96.6%,接近100%。廣東省,基層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官平均一年要接350件到400件案子。

    與之相反,知識產權法官出現未增反減的趨勢。趙虎有過一次令他啼笑皆非的經歷,一個案子連換3個法官,原因是法官接連離職,“第一個法官接了之后,我問為何還沒開庭,法官跟我說辭職了,案子交給某某法官。聯系到新法官后,他也說正準備辭職,于是又移交下一個。”趙虎說。

    知識產權法官是大型企業的“香餑餑”,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副局長、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辭職后,在阿里巴巴任副總裁。

    廣東省高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邱永清曾于公開場合吐槽,“珠三角一些地區,案件數量大、案卷多,對法官造成壓力非常大,每周都要加班?,F在已有一些法官辭職或提前退休。確實太辛苦,如果我是他們,我可能也頂不住。”

    案件多、法官少,客觀上必然造成審理時間長,維權成本高,“為了一篇被侵權的文章,可能要等七八個月,甚至等2年,”即使身為律師,趙虎也覺得,維權人長時間等待,是維權的第三道坎。

    獲賠后的失落與守望

    如權利明晰,一般版權訴訟勝訴率很高。但被侵權人發現,獲賠與投入成本之間不成正比。

    作品被侵權后很多人咨詢趙虎,但很少來請他當維權律師。趙虎說,判賠額幾百元至數千元,律師費2萬元以上,這筆賬劃不來。

    記者多方了解得知,目前法院對于文字類著作權案件判賠數額一般是估算,只要在文字報酬規定的80—300元之間即可,單篇文章判賠額一般在千元以內,經常為百元左右。圖片判賠額稍高,單幅圖片一般為2000元至5萬元,視頻更高一些,一部劇7萬元至8萬元已是尋常,10萬元以上也不罕見。

    與文章圖片相比,視頻侵權現象明顯好轉,“與這些年的訴訟有關系,”孫磊說,以前判賠2萬元或3萬元,現在會看到判賠10-20萬元左右的。由于侵權平臺一般不會只盜版一部影視劇,被疊加起訴后,盜版者會覺得得不償失,從而能有效減少侵權情況。“法院賠償數額低,間接導致侵權肆無忌憚。”趙虎說。

    我國著作權法法定判賠額上限為50萬元。這意味著,如不能明確證明自己損失或對方獲利高于50萬元,就只能在50萬元以下判決。

    上述版權專家告訴記者,這與我國法律體系有關。我國大陸法系下,整個民法體系講究的是補償性原則,即對方給你造成損失,法律判他給你賠償。這與英美法系不同,英美法系之下,更講究補償加懲罰。“國外一些國家認為消除損害的成本一般要大于侵權成本,一定要讓侵權方付出代價。”趙虎說。

    補償加懲罰原則下,英美等國家對于版權侵權者懲罰力度明顯較大。2015年,歌曲《Blurred Lines》抄襲已故靈魂歌手馬文·蓋伊《Got to Give It Up》,單售歌曲判賠740萬美元。2017年,美國紐約法院宣判,論文免費下載網站Sci-Hub侵權出版業巨頭愛思唯爾版權,被判賠1500萬美元。即使不是盜版者,使用盜版也會遭到重判,2009年,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婦女從互聯網非法下載24首有版權的歌曲,被判向六家唱片公司賠償192萬美元。

    傅劍鋒期待我國法院也能高判賠,“盜版者實際獲利,即使之后刪除盜版內容,這個過程你的價值已被榨干,”他認為,當前法律判賠額度對于權利人保護來說“其實不夠。”

    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執行主任管育鷹認為,這種愿景可望通過法院基于事實和法律作出判決而實現。

    管育鷹告訴記者,目前針對知識產權維權難、賠償低等,立法已有所回應。2013年,商標法修改時就增加了舉證妨礙制度、提高法定賠償額、增設懲罰性賠償等措施,正在修改中的著作權法和專利法也將引入相關制度。“我國目前的司法政策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已形成共識,今后法院也會在適用法律時靈活把握相關證據規則,基于事實和法律作出更符合版權市場價值的、有利于全面彌補權利人損失的判決。”管育鷹說。

    李志發現,同為侵權方,騰訊得知侵權事實后一直與他溝通,態度誠懇,于是并未微博狙擊騰訊。相反,對于不直接與他溝通的哇唧唧哇,李志則窮追不舍。

    對此,騰訊向經濟觀察報稱,目前正通過包括法律途徑在內的各種方式尋求妥善解決,“對于此前工作中出現的紕漏和不足,節目組將承擔包括法律規定在內的所有應負責任。”

    孫磊分析視頻版權好轉原因時說,視頻平臺多年堅持不懈的訴訟是一種原因。

    記者從上述版權專家處得知,相對版權環境良好的國家,中國的版權法律制度并不落后,甚至堪稱先進。并且,中國還有專門管理、宣傳版權的主管機構國家版權局,版權的投入上,中國政府及法律制定者殫精竭慮。

    除了法律層面的諸多問題,道德層面的缺失則是版權亂象的另一個原因。一家國外圖片公司曾向傅劍鋒稱,該公司發現侵權后聯系對方,對方會第一時間道歉,積極洽談賠償事宜,并深感羞恥。而在國內,侵權者很少有如此做法。

    這種意識的差距源于時間與傳統沿襲。我國1990年正式建立著作權制度,至今才不到30年。而西方普遍國家,版權制度有200年以上歷史。上述法律專家說,“概念深入人心是一個過程,我們用30年走別人200年的歷程。”

    在管育鷹看來,理想中的版權環境,應是尊重知識、尊重創作成為公民普遍的、自發的意識,每個人都養成視作品為精神消費品、為自己喜歡和選擇的作品付費的自然而然的行為習慣,每個版權產業鏈上的經營者都知曉自己的行為規范,侵權和幫助侵權者要承擔嚴格的法律責任。

    電影、音樂、圖片這三個細分領域,分別有了巨頭平臺以及上市公司,其背后正是版權的價值。即使最難維權的文字領域,洗稿、抄襲等難以界定的新事物也出現引人關注的事件。“2014年那種幾個大型音樂平臺統一下架盜版音樂的變化,可能會發生在文字上,可能突然有一天,網上就沒有了盜版文字。”上述版權專家期待。